这大半年时间，我离开上海来到了北京，其中有些个人的原因，但就“龚海国图志”而已，是一次重要的思路反思，导致这次深刻反思的起因，是一年前“马云金融论坛”上语出惊人之后，蚂蚁金服暂停上市，阿里被罚180亿。
在此之后，中国一大批互联网上市公司面临行业垄断限制;滴滴在美国上市后，被限制APP的下载;新东方为首的教育类上市公司面临股价暴跌;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以独家音乐版权垄断，被罚款且股票跌掉60%等一系列事件。有文章更是喊出，中国股权投资领域跌入“资本万人坑”的境地。
作为一个资深互联网人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的深度思考者，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接下来还会如何发酵，这是个案现象，还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?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对中国金融的基本结构，会有什么样的独特塑造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，什么样的投资理念才是对的?什么样的金融竞争必然会被限制?以及政治在经济中的作用，是如何发挥其具体功能的?这一堆问题，我以为只能深度居住在北京这个城市，才能得到答案。
今天，我想通过一篇自己的反思文章，来客观思考一下，中国金融的社会主义特色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用美国学来的金融知识，在中国赚钱很难不出问题;同时我们也思考一下，美国的金融本质又是什么，到底最核心的价值链条是哪个环节。
金融的基础不是“货币”而是“政治”
我们到网上检索一下，什么是现代金融：现代金融是指“货币资金”的融通，其中融通的主要对象是“货币”和“货币资金”，融通的方式是有借有还的“信用”方式，而组织融通的机构则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。
说到金融体系，我们最直接的反应是“货币体系”，我本人也一直在研究的领域方向也是以货币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内容，然后根据其供求关系，再扩散到外汇市场、资本融资、衍生产品、通货膨胀、国际贸易等领域，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，一切金融投资的变化，都是某种“货币现象”。对金融这样的理解和定义，从一开始就没变过，甚至从来就没怀疑过这是错的。
经过大半年的反思，我发现这个理解是错误的。
我们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，也就是说金融的基础不是货币，而是政治。
这有什么区别呢?
区别非常巨大，如果你把一切金融现象，价格变化都看成是“货币现象”，那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门科学，就如同我们对“大气现象”、“光电现象”、“基因演变”等科学现象一样对待，如果我们没有预判到结果，我们没有找到其中的规律，那是我们对金融的研究还不够深，是对客观事实的了解和掌握还不够透彻导致的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失败和挫折，都会投入更多的科学研究精神，去找到其背后跟深刻的“运行规律”，去试图寻找更多的信息和数据，然后不断更新自己的判断体系和投资方法。
可如果你清醒的认识到，金融的基础不是货币，而是政治之后，那么整个研究方向和判断标准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当你明白“金融是为政治服务的”、“金融是政治的表现形式”、“金融是政治利益的外化”，那你就别再用自然科学的理念，去寻找所谓“科学方法”了，因为政治是社会科学范畴，不属于自然科学，在这里面没有定律、没有方程式、没有可预设的数学变量和不变量，政治是一种“话语权”和“资源分配机制”，当你懂得了这一点，才能真正懂得金融是怎么回事。
那么什么是政治呢?
官方的名词解释是这样的，政治(英语：Politics)：是由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，也是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领域所结成的特定关系，尤指对于社会群体的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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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政治的核心是“统治”，是某个群体利益获得主导地位之后，对外部群体的强制管理，少的服从多的，弱的服从强的，没权力的服从有权力的，这就是政治。
当货币变成一种标准化的权力载体之后，货币毫无疑问是政治争夺的目标，货币体系自然变成了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体系，特别是人类走出“金银货币”时代之后，货币必然、必须、必定为政治服务。
“西方金融”是“资本主义”政治的工具?
“资本主义”从诞生的那一天起，就是咬着“货币”的汤勺长大的巨婴。当她还弱小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政治权力的中心，不是资本，而是皇权，因为皇权手里握着的是“军权”，或者是“暴力权”，而军权背后的是“税权”，是向管辖区域内国民征税的权力，在农业时代，获取土地和人头税收，是唯一能聚集大量资本的途径。
资本和货币，那时候只能听命于这种权力，只能在这个政治环境中，处于被动局面。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，随着工业生产的兴起，快速积累资本的方法发生了改变，一位机器纺织棉布的资本家，可以积累庞大的产业资本，一个钢铁大王可以撼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，一个石油大王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。
人类近几百年来，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，与皇权利益集团长期斗争的历史。从荷兰的抗税起义、英国的光荣革命、法国的大革命、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都是资产阶级革命，都是货币资本权力，与皇权税权作斗争的历史，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是，资本主义获得空前的成功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巩固，皇族权力在这个地球上几乎被扫荡一空，仅有的几个君主立宪国家，也只是徒有虚名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摆设和文化象征。
当资本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，由于他们自身的弱点，也就是资本家的数量太少，资本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所以不敢和皇权面对面的直接冲突，因此只能采取激化皇权之间的矛盾，或者是皇权与民众的矛盾，来获得最终的胜利。
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真实背景。资本家用自己手中的资本，支持了欧洲皇帝之间的战争，再用手中的资本，支持了一切反皇权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斗争，资本主义表面上追求的是：民主与自由、权力平等、机会均等。无论是达尔文的“进化论”，还是亚当斯密的“国富论”，都在鼓励和宣传“自由竞争”的理念。但实际上是在为“资本主义”剪除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，那就是皇权、贵族特权、种族特权、国家特权、贸易壁垒等。
毫无疑问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这是进步的，是人类从封建的权力体系中挣脱出来，走向另一个权力体系的过程，后者比前者要更适合人类的进步与发展，后者也给更多人提供了某种打破权力阶层固化的限制，后者毫无疑问也是一场人类轰轰烈烈的革命。
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资本权力的障碍逐渐被扫平，并且从“工业资本”演变成了“货币资本”形态，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的建立。资本通过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，变相控制了原来皇权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形态：立法权、行政权、司法权，最终获得了这个国家机器的全部控制权，包括军权(暴力权)。走到这一步，资本主义也就帝国主义化了，因为谁要违背她的利益，就直接用暴力解决，这就是美国自1945年之后，依然不断陷入战争的根本原因。
那么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呢?
答案是：价格垄断，准确说应该是“定价权”的牢牢把控。
这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价格定价权：
1、利率价格(通过美联储行使定价权，全球货币及资本市场都要听其号令);
2、石油价格(通过美元和美军行使定价权，把石油期货市场把控在其手中);
3、通胀价格(通过股市资金池，消耗过度发行的美元货币，从而控制物价);
跟大家申明一下，这种定价权的掌握，并不是要固定价格，也不是价格越高越好，而是价格由“货币资本主义”说了算，他们有方法，有手段来左右这些核心经济指标性价格的波动趋势和波动范围。当低油价对其有利，则会出现低油价;当高通胀对其有利，就会出现高通胀;当汇率周期性波动对其有利，就会出现汇率的周期性波动。
资本主义从“贸易资本主义”转为“产业资本主义”，再从“产业资本主义”转变为“货币资本主义”，分别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，这也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巨大的转变。鸦片战争时期，是典型的贸易资本主义引发的战争;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典型的产业资本主义引发的战争;而货币资本会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呢?
毫无疑问是“货币战争”。
科索沃战争是货币战争、伊拉克战争是货币战争、叙利亚战争是货币战争，其实这三场战争都是为了削弱欧元的战争，都是防止欧元成为石油结算货币的战争;“广场协议”下的日元上涨，以及前苏联解体后的日本经济泡沫破灭，阿根廷马岛战争导致的阿根廷汇率暴跌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，2008年的金融海啸等等，都是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的政治目标体现。
疫情以来的近两年，欧元在继续抬头，逐渐成为更重要的结算货币，美元为主的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绝不会就此认输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货币战争的主战场并不是中国，因为人民币还远没有威胁到货币资本主义，而欧元、欧洲以及中东地区，货币背后的政治主导因素，是金融的真正看不见的手。北约东扩、俄罗斯经济制裁、遏制伊朗都是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的政治诉求，这也是美俄已经走到剑拔弩张，炮口对炮口的紧张地步的原因。
全球只有美元是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直接代言货币，但并不代表美国，以及美国全体国民与此有关，这些货币资本主义背后的参与者，也不是美国金融资本家，还包括一些主权货币基金、石油资本、各国养老金基金、投行资本等，这是一个跨国界、跨领域的大联盟，是1%与99%的利益集团冲突。
“粮本位货币体系”与“货币资本主义2.0”的斗争
当资本主义从“贸易资本”转向“产业资本”的时候，其自身开始暴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就是自由竞争必然导致“垄断资本主义”的诞生，同时期也催生出了其孪生兄弟，那就是马克思的“无产阶级共产主义”理论体系。先是苏联，后是中国，在接下有半个地球都进入了“共产主义阵营”。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，并且在冷战期间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这个发展的结果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，最终诞生了更加高级的“货币资本主义”形态，及自由汇率的美元时代，我把这个时代称为“货币资本主义2.0时代”。最终是这个2.0版的货币资本主义，战胜了前苏联的“共产主义”，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是中苏关系的破灭，以及全球政治天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
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描述和结论，有点太跳跃，也来得太快，怎么就是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呢?怎么前苏联的崩溃直接原因却是中国呢?货币资本主义是如何把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给摧毁的，他应用的手段和方法又是什么呢?
这要从“货币资本主义1.0”与“共产主义粮本位”货币体系说起
大家都知道，自牛顿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开始，世界货币体系就在“金本位”的基础体制下运行，到美元与黄金挂钩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的确立，美元取代英镑成为第二个金本位货币的代币。但是由于黄金的年产量有限，也就意味着货币的放大效应是有限的，这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工业文明的需求，全球经济不得不周期性的“打摆子”，每隔几年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，这和货币供应量不足有关。
而社会主义国家，从前苏联开始，到1949年的中国，都是从国家管控粮食生产和分配开始——“粮食就是货币”。国家对此采取统收统支的模式，国家只需要对粮食进行调控，就能产生大量的劳动力资源，并实现集中性投放。这个模型的核心环节就是，农业生产工业化(或公社化)，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被国家绝大部分征收，农民和市场都丧失了对粮食的再分配权利，然后形成粮食货币后分配到城市，以巨大的“剪刀差”补贴城市发展工业，特别是重工业;反过来工业又大规模反哺农业，农业的集中化生产、机械化生产、公社化生产势在必行;在这个流通过程中根本不需要黄金和白银这样的传统货币参与，国家刻意保持了农副产品、轻工产品的供应不足，其目的就是淡化货币市场机制的形成，除了少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，其它领域都不需要金银货币参与，国家经济自成体系，这样可以实现对货币的极低依赖，但对粮食和强硬的国家机器，有极高的依赖度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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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苏联及一些人口不多，土地广袤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这条路走得比较顺畅，但中国这条路走不下去了，因为中国人口庞大，且土地分散工业化集中生产非常困难。粮食这个货币的增量有限，且被人口的增长很快消耗掉了这一稀缺资源。这导致中国的严重贫困现象始终得不到解决。怎么办?
只有改革开放，中国重新回归世界货币体系，哪怕是被剥削也比穷苦致死好。
而世界的另一半，已经进入“货币资本主义2.0”时代，其导致的最大变化就是“产业资本主义”的外溢效应，美国的产业资本向日本、德国转移，再进一步向亚洲四小龙转移，这给货币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生机，核心原理就是摆脱了“金本位”货币体系的增量限制，货币发行量可以不受黄金产量的限制，市场经济被大大激活，在世贸组织(关税贸易总协定)的框架下，全球化高歌猛进。从而带动轻工业、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，地球的另一半焕发出勃勃生机，而“粮本位货币体系”则出现了明显的瓶颈效应，因为粮食产量的增长停滞了，粮本位货币出现了供应不足。特别是“剪刀差”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消费动力，整个体系出现了死循环，在非战争时期重工业效益低下，长时间的和平导致军工生产没有任何社会效益，且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粮食货币。
当前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的老百姓，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，整个社会的平衡被打破了，“粮本位货币体系”走到了尽头，前苏联解体，柏林墙被推倒。
“产业资本主义”对抗“货币资本主义”
中国在1972年开始，帮助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，尼克松史无前例的访问一个未建交国家，且迫不及待的抛弃台湾与中国和好，根本原因是拉拢中国支持其“货币资本主义2.0”的形成。通过历史数据可以看到，中国自1972年的14顿每年产量，世界排名第六，一路不断攀升到2017年的460顿，世界排名第一位。
中国之所以融入了“货币资本主义”阵营，前面说过这是出于无奈，也是出于“粮本位货币体系”在中国无法有效运转导致。
那么中国选择融入之后，出现了什么变化呢?
大家有目共睹的是，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，承接了几乎所有门类的“货币资本主义”工业生产的外溢，中国的丰沛的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基本粮食自主条件，以及长期的低汇率政策，是得以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结构性要素。
而美国除了维持“货币资本主义”最基本的几个核心要素(军事军工、科学技术、文化教育)，还保留在美国本土之外，已经没有自己完整的产业资本结构了。这是必然结果导致的，因为在货币资本就能够获益的情况下，产业资本就自然被淘汰出去了。
那么中国当下的货币体系，完全融入了全球“货币资本主义2.0”的体系吗?
当然没有，这就再次验证了“金融的本质是政治”的格言。
由于中国保留了庞大的“国有经济”主体，这导致最重要的产业，都还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，这其中包括：金融、通讯、电力、石油、交通、水务、医疗、军工、装备制造、航运、航空、水利等等核心产业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金融的国有化程度依然非常之高。这直接导致的结果，就是融资成本出现了“国有经济”和“民营经济”的“新剪刀差”价格。就以房地产为例，老百姓和民营地产企业，用极高的利率成本，支持了国有银行的高额利润，而国有银行又以极低的成本，贷款给国有其他产业企业，让其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扩大再生产，从而又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。最终老百姓和民营企业还是获得了增长红利，大家相互助力，拉动中国经济这架马车飞奔了几十年。
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，发生了一系列的异化现象。
第一：民营经济的高融资成本，给国际“货币资本主义”提供了良好的介入机会，从互联网企业境外融资开始，中国新兴产业中，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始获得国际资本的注入，并且开始逐渐在境外上市，回报境外的“货币资本”;
第二：高房价、高通胀、高就业率，导致了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成本不断攀高，外资企业和获得“货币资本”投资的民营企业，获得利润的空间不断被挤压，“货币资本”逐渐进入低回报阶段，而国家税收、国有金融系统、国有企业高价格产品服务，依然有能力获得稳定的回报，中国经济在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群体看来，有点付出与收益出现不平衡和不均等效应;
第三：以房地产为主要利息收益的国有金融机构，开始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，庞大的存量资本除了投资给不计回报的国有企业，依然需要获得高回报的领域弥补“利率剪刀差价格”带来的损失，所以“国家金融资本”开始和境外的“货币金融资本”发生了利益矛盾，大家口袋里都不缺钱，为什么在中国本土的高利润产业行业的回报，要输送给境外的“货币金融资本”呢?必须想办法筑坝拦截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第四：“货币资本主义”内部以美债为核心的法币机制出问题了，美债债台高筑额度接近30万亿美元，美国财政无法获得盈余，也就是不能支付利息;与此同时，美债又不能零利率，否则利率和汇率价格调控机制就失灵了。举新债还旧债的模式，被世界各国货币体系质疑，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产业资本，开始调整“货币资本”贪婪的红利诉求，这一模式似乎要走到了尽头。
其实除了中国，还有法国、德国和日本，还保有大量的“产业资本”，最新成长起来的土耳其，以及老牌的能源产业资本俄罗斯，都对“货币资本主义”的贪婪开始产生了厌恶之情，只不过接下来大家的方案无法统一，是用“多边自由货币体系”取代“美元体系”，还是世界陷入无序的金融混乱，重新竞争上岗，各方都投鼠忌器，拿不定主意。世界并不是中国和美国存在根本的政治制度竞争，而是“货币资本主义”与“产业资本主义”的竞争，意识形态对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利益竞争才是主旋律。
世界发生大规模“热战”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，因为“货币资本”方占短期技术优势，“产业资本”方占持续战争优势，还因为现在的大规模热战意味着大家“要死一起死”，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。
最有可能的对抗，是一方在占绝对优势的领域，发动小规模关键节点的打击，导致另一方产生连锁反应，自有的系统发生崩溃。
“货币资本”方的软肋在全球找到可替代货币，同时出现挤兑现象;
“产业资本”方的软肋是全球消费市场严重萎缩，工业需求量大减;
很显然，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有利于“货币资本”方，全球化出现了严重的倒推和萎缩。美国股市在疫情的冲击下，不但没有出现下跌，反而出现了持续创新高的局面;全球性的高通胀模式抬头，这对“产业资本”是极大的冲击，这将严重削弱其获利能力，而高通胀还会带来大量的能源、矿产价格红利，回流到货币资本市场，从而支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。
“货币资本”也并非一片利好，疫情导致各国之间趋向“易货贸易”，也导致“本币结算”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欧元区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越来越高，欧元、人民币、日元等货币，占各国储备货币的比例在逐渐增高。中国的一带一路、乡村振兴、进口博览会、依然高增长的基础建设投资、疫情的基本可控，都在拉动“产业资本”的市场需求，全球贸易依然有持续增长的源动力。
通过这样的解读，大家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中国的证券市场、期货市场都不发达，因为这是典型的“货币资本”的主场战场，在货币具有绝对控制权的一方主导的市场，“产业资本”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，都会有意遏制，或不鼓励参与的市场，在这个市场里，产业资本只有给割韭菜的命，因为在这个市场里，还真的就是货币现象，你的子弹永远没有“兵工厂”的子弹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纽约、伦敦、香港、新加坡这样的地方，金融市场才异常发达的原因。
总结：真正的“货币资本主义”才诞生不到80年，而“产业资本主义”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，当今世界是这两大资本形态的利益竞争。建议大家跳出国家意识形态竞争的窠臼，中美之间的竞争，完全可以找到广泛的同盟军，完全可以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联合起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