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问题在于，银行业的主管部门实在太多了，其他部门却给出了一些不同的指导方向。我们今天梳理了一些政策要求，发现同时满足这些要求是极其困难的。
行长们面临的，不仅仅是疫情的挑战，还有算术的挑战。
首先，谈让利，首先得选定指标来代表盈利情况。ROA、ROE是财务分析上衡量盈利情况比较科学的指标，但这些指标显然太学术了，这样讲东西过于脱离群众。因此得选一些大家一目了然的指标，比如，利润增长率。
利润增长率直观、易懂。如果银行利润增长率高于大部分行业，则说明银行瓜分了过多社会总产出。因此，利润增长率要低，尤其要低于大部分实业。
这就是让利，对吧?
银行的利润表比较简洁，可以简述为：
净利润=生息资产规模×净息差+非息收入-业务及管理费用-资产减值损失-其他
其中，“其他”包括企业所得税、营业外收支等，一些不太重要的杂项。而重要的指标就是前五项。这五项中，最重要的又是生息资产规模、净息差、资产减值损失这三项(另两项平时变化幅度不大)。
那么，银行利润的增长率，自然也是取决于这五个指标的变化率，尤其是生息资产规模、净息差、资产减值损失这三项的变化率。
首先看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率。这个指标可不能低，因为银行的资产增长，不管是贷款还是购买债券，都是对实体的支持，都是实打实地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实体。因此，金融管理部门对此有严格要求，资产规模增长必须达到一定标准，而且里面还有细项要求，比如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也有额外的增长要求。
所以，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率这个指标是低不得的(去年这个增速甚至比往年还高)。让利需要从后面几个指标上下功夫。
紧接着，净息差是得降了。可是，因为“净利息收入=生息资产规模×净息差”，而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率很高，那么净息差降一点点还不行。以去年为例，整个商业银行业的生息资产规模增长率高达11%以上，而净息差下降4.55%(从2019年的2.2%变成2.1%)，两者一乘，净利息收入还是取得了6%左右的增长率，依然高过名义GDP增长率，这不好看。
看来净息差降得不够多。可是，净息差已经2.1%了，真不算高。银行需要用净息差覆盖费用和风险的，也不是越低越好。费用和风险那边还有部门管着呢，这个后文分解。
既然净利息收入增长还有点快，那么就考虑下第三个重要指标——资产减值损失，即日常所谓的拨备。这可能是调节利润的利器。
传统上，按旧的会计准则，我国银行业是不会前瞻性地计提拨备的(美国是这样提的)，一般是看到贷款等资产确实出现一些问题时，都会按要求计提拨备。现在虽然新会计准则允许，但传统还没完全改过来，还是习惯于见到资产问题时才提拨备。
所以，去年为了多计提拨备，就需要多确认不良资产。于是，去年就出现了“关注类贷款下降、不良贷款增加”的神奇现象。
这并不符合常识，放过银行贷款的朋友都知道，经济冲击下，不可能不良类多起来而关注类变少的。
这显然是把一些原先放在关注类里的贷款，划到不良类里去了。也就是所谓的“从严确认不良”。但这事也得有个度，不是越严越好。因为确认为不良，借款人就上征信黑名单了，基本上宣告其未来在金融业借款的可能性为零，那么一定本来可能还有救的企业，也将断血而亡。
本来是来救实体的，最后变成了消灭实体。从严确认不良，不是越严越好。
如果不确认不良资产会怎么样?拨备覆盖率会超高，此时，我们联想到，财政部2019年9月发布过一个《金融企业财务规则(征求意见稿)》，里面要求：“金融企业原则上计提损失准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2倍”。虽然该文件还没最终定稿，但财政部毕竟是国有金融资本的主管部门，其政策意图自然不是银行们可直接无视的。
因此，银行们不能过度拔高拨备覆盖率，要想提拨备，必须确认不良，让拨备覆盖率(拨备/不良资产)的分子、分母都增长，以便将拨备覆盖率控制在不那么刺眼的水平。
但这样，不良率就会上升。这时，监管部门那边又遇到问题了：不良率也有考核，不能过高。过多的不良，要求加快处置核销。
这时又面临两个问题：(1)核销需要满足财政部的一系列要求，贷款不是随便能核销的。(2)核销多了，拨备覆盖率(分子、分母同时下降)又上升了……
拨备不能多提，那么多计提点费用行不行?对不起，成本收入比也有考核。
即使成本收入比还有空间，那么可以多花钱。但银行的“业务及管理费用”里面，其实一大半是人力资源费用，狂招人或多发奖金其实是增加费用的最快方法。其他费用支出其实没那么快。
但招人又面临一个考核，就是财政部《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施细则》，为部分银行全行的工资总包限定了幅度。此时，再找找其他花钱的地方吧……
总结一下。行长们面临的，是一套高度复杂的算法，虽然都是加减乘除而已，但各种约束之间相互对立，使得向东也不是，向西也不是。
行长们需要更多的“财技”来满足这些要求了。但是，秀完这些财技后，市场给银行股的估值依然不高。
为什么呢?
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够搞清楚，这银行到底赚了多少钱……
